親歷六四 用筆與畫面紀實

廿六年前，一場政治運動在北京如火如荼地進行，轟動全國；然後在一夜之間，市面回恢復平靜。六月四日是中國最大的禁忌，對內地而言，它如同平常之日；對香港一班新聞從業員及攝影師來說，當時的每一幕仍歷歷在目。廿六年前的商業攝影師謝明莊、攝影記者黃勤帶、記者陳天權及電視台攝影師王方寧毅然赴京，拿起鏡頭或執起筆，親手記下民運的起伏。

文字、攝影：黃心悅 編輯：潘希橋

謝明莊於有「攝記搖籃」之稱的觀塘職業訓練中心畢業，1989年，他還是一名商業攝影師，每天為酒店拍食物和房間廣告照。四月時份，媒體開始報道北京民運的消息，雖然離當地十分遙遠，他卻突然起了親臨現場的衝動，向公司請一星期假，隨即起行。

「一走進北京飯店，我就看到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正接受記者訪問……」他遲疑片刻，思索如何形容那種激動，「只有身在其中，你才明白所謂的真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跟看媒體報道又有什麼區別。」那七天，他每早都會從飯店步行至天安門人民紀念碑，仔細觀察現場種種。

難忘毛澤東肖像照消失

抵達北京的當天，謝發現毛澤東的肖像消失於天安門上，這一刻剛巧被謝明莊捕捉下來，「那一刻很震驚，是很大的視覺衝擊，突然間一個『symbolic』（標誌性）的畫面不見了，有改朝換代的感覺。」

事後他得悉是因為肖像被潑上紅油，軍方急於取下來清理，「被清潔後的照片某程度象徵了整場學運結果，有些事已不再一樣了。」

攝影師的使命感

一星期後，謝明莊離開北京，內心感悟卻未因離去而丟淡，他毅然辭退原本的工作，「六四促使我用相機重新認識香港，我花了大半年時間拍攝香港不同角落並開了個展覽。92年加入壹週刊當攝影記者，重拾攝影和社會之間的關係。」攝記的工作與過去截然不同，敏感的採訪更令他一度因政治原因而無法往返內地。儘管謝已不再從事傳媒行業，但他仍致力用鏡頭記錄香港社會，「六四重新提醒我攝影不單是一個視覺媒介，作為一個攝影人，更要對社會有承擔和抱負。」

正當謝明莊回到香港，在電視上看著天安門被清場的畫面，攝影師黃勤帶在北京飯店的露台直擊一切。

修讀報道攝影出身的黃勤帶意識到事態發展越趨嚴重，知道這是重要的大事，便向當時任職的香港文匯報請假，以非正式記者身分上京。

六月三日當晚約七至八點，黃勤帶正在北京飯店傳送照片給公司，突然聽到子彈聲。直到約十點，仍然聽見斷斷續續的槍聲。他以前從未聽過，亦未預料軍方會突然開槍，「槍聲在晚上很響，很尖。幾乎整條長安街都能聽到。」

為避海關沒收 妙計走私菲林

當時很多記者出於安全考慮留在飯店，從高處拍攝現場情況。黃勤帶望出窗外，看著不絕的人潮從天安門湧出，畫面震撼。六月五日，港府以包機接走所有滯留北京的新聞工作者。過關的時候，黃勤帶擔心菲林會被海關沒收，「我把用過的菲林裝到菲林盒裡，假裝是全新的菲林。」當時機場一遍混亂，職員也沒檢查太多，順利將菲林「走私」回港。

「香港人非旁觀者」

黃勤帶認為在六四事件上，學生只是反貪反官倒，並沒有錯，未至於要開槍鎮壓。他最不能接受的，是政府在事情過後沒有反思，「事件後一群人被拉下馬，另一群人卻可以因此『上位』，中國整體發展開始向利益傾斜。相比開槍，我對此更為失望。」

後來，黃勤帶結集了他在六四前後所拍的照片，出版了《89廣場的日子》攝影集。他期望未來可以整合香港人參與六四的作品，「六四事件不只在北京發生，香港人也有發揮我們的角色，並非只是旁觀者。」

槍聲不斷 徹夜難眠

北京飯店內一間面朝天安門廣場的房間，明報中港新聞版記者陳天權亦在露台趴下來，觀察清場情況。

當晚陳天權一如既往在酒店房間忙著趕稿，然後傳真稿件到香港，怎料耳畔突然傳來槍聲。後來有酒店職員到房間以紙條「貼封」露台及窗戶，美其名「保護」記者。陳悄悄把紙條撕開，走出露台欲遠觀天安門的情況。但聽聞曾有子彈射穿酒店房間的玻璃，所以只敢趴在地下看，「整晚槍聲不斷，記者們都睡不著。」

沒記者想到 去醫院殮房採訪

翌日早上酒店解封，但長安大街依然被封鎖。陳天權租了輛大板車，圍繞小徑胡同尋找進入天安門的入口，可惜均無從而入。「當時太多限制了，我們什麼也做不到。」他甚至倦極而睡，幾乎從車上掉下來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陳天權認為當時自己一直從外圍觀察，卻忽略了處重要的地方─醫院及殮房，「自己只想著要去長安大街的衝突現場採訪，如果去醫院或殮房，或許會有些新發現，可惜沒有記者想到這一點。」

人心惶惶 憂清算記者

從四月抵達北京至六四清場前，陳天權一直專心工作，未曾感到憂慮。但清場過後，不少流言傳出政府將會「清算」記者，令他開始不安，「我借了一台碎紙機，把所有文字稿件切碎，有些記者更燒掉自己的稿件。」港府很快派包機接記者回港，陳天權亦被逼在事件未了時離開。

事後再上京 已面貌全非

八九年六月底，陳天權再次赴京跟進六四事件。他形容當時北京已經「面貌全非」。「各大學的大字報全被清除，採訪氣氛也嚴肅了很多。」他有感採訪阻礙甚多，後來便減少採訪中港新聞，在傳媒界內外徘徊，最終在零六年暫別採訪生涯。

他笑言：「要是現在說『中港新聞』，可能被人批評『政治不正確』呢！」言談間流露無限唏噓。現在的陳天權專注研究建築文物保育、傳統風俗及歷史。他形容這是自己的興趣，生活比以往從事新聞行業更忙更充實。

六四當日凌晨，飯店的另一個房間，住了無綫電視攝影師，王方寧。

王方寧在北京出生及長大，初中時期才來到香港求學。八九年五月底，初出茅廬的他被派到北京採訪民運。

清場當晚，王方寧同樣趴在北京飯店的露台，從隙縫間觀察長安街。目睹坦克進城一刻，他內心的激動難以平復。那晚各記者在酒店房內輪流致電回港報平安，輪到王時，他不禁在電話中哭了起來，「我很亂，一切對我來說很突然，很震驚，不斷問自己：『事情怎會變成這樣？』」

「當時政府封鎖消息，攝影師都要把錄影帶拆開，取出磁帶用紙包好，趕到機場託人送到電視台手中。」天亮後，有民眾想接近天安門，緊接又是一陣槍響，然後學生四散，受傷，被拉車送走……

學生對「民主」認識不透徹

王方寧曾在北京生活，深明中國貪腐問題的嚴重性；又接受過香港教育，知道何謂廉潔、法律。但他認為當時某些學生口說爭取民主，卻未充分了解民主。

「當時學生做了一個『公章』，蓋個印在白紙上，就成了『通行證』，記者要取得通行證才可進入現場採訪。」他就曾經被拒入到人群中拍攝。王方寧認為當時學生未見識過真正的民主自由，所知都是書本理論，但未能完全實踐理論。儘管如此，他認為這並非壞事，「學生的初衷永遠是好的。」

父母受害於文革

這一切就是王方寧對於六四的回憶。他以往也沒有對這段回憶多想什麼，近年開始重新思索事情為何會這般收場。「我想，如果當時雙方都互留餘地，也許不會有人死。」他思量片刻後說。

王方寧的父母於文革時期被批鬥而死，直到2000年，他找到當年處死他父親的人。他形容自己並非要向他「討債」，只希望他告訴自己事件的來龍去脈。然而，那人始終不願透露一字一句。

後來他明白，港人堅持平反六四的同時，不應用仇恨面對事件，否則矛盾將無了時，「無論是文革還是六四，我們亦不應永遠將『仇恨』二字放在心中。」